古往今来，文人雅士皆有着“诗画不分家”的传统。进入数码时代，著名德国诗人迪特尔·格雷夫却选择了放下笔，以定格的影像说话。但他“诗言志”的工具甚至不是相机，而是稍显简陋的手机。夏秋之交的三影堂，一场叫做《光》的展览表达了诗人的艺术观：相机创作更像小说或纪实文学，手机摄影才是诗的延续。
手机pk相机 像新诗革命那样
迪特尔·M·格雷夫（Dieter M. Gräf），这个名字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稍显陌生，在德国文坛却闻名遐迩。“当前德国诗歌界的蓬勃发展源自1990年代的觉醒，那时曾涌现出一批极具个人风格的年轻诗人，其中包括迪特尔·格雷夫。他们赋予了诗歌这种稍显陈旧的体裁新的力量，并给予了接下来的一代作家勇气去为之奋斗。”展览主办方之一的歌德学院（中国）院长安德思，援引德国作家劳滕贝格在“德国之声”的一段讲话，对中国观众如此介绍这位出生于1960年的德国当代文豪。
2013年，格雷夫首次踏上中国，并在此驻留创作两个月，本次个展算是回访也算是交作业。但他带来的却不是自己专注三十年的文字老本行，而是40件摄影作品、一个声音装置以及一本画册。原来，诗人也跨界到当代艺术了，如今跨界越来越正常，不再被认为是不务正业，但在德国文化界不少人士看来，格雷夫这次有点吊儿郎当：精密光学仪器是咱德意志民族的国宝之一，您可倒好，拿个破手机就创作了！包括希拉·贝歇在内的不少主流摄影家，对此直接表示嗤之以鼻。
诗人转行手机摄影家的艺术人生，始于2012年格雷夫的母亲去世。而他的创作对象就如《再见列宁》里的民主德国一般，逼仄简陋、仅有尺丈空间。那座他父母留下的空荡荡的房子，位于莱茵河畔工业城市路德维希港附近的毛达赫（Maudach）小镇上，诗人在那里出生长大。
“我选择用手机创作，是因为相对于相机，手机这种媒介能够更好地表现我的成长环境，及其中的那些物件营造的那种氛围。我可以带着它穿行于不同房间，拍摄时手会不稳，光线也不太充足。”虽然同样是将镜头对准空房间，但与杜塞尔多夫学派精致、冷感的美学截然相反，格雷夫的摄影作品充满了噪点、光斑和光线不足造成的阴影。
那用相机不行吗？迪雷夫表示，“其实我有徕卡，但用它拍摄之后，发现成片像小说？纪实文学？总之我不满意”。于是重新拿起了手机，这才又对了诗人的路，“这台巴掌大的机器，可以钻入缝隙甚至衣橱的最深处，手机的功能及局限却正好创造出了一种有些碎片式的、敏感的美感。”
拍了近两年鸡毛蒜皮一般的家常琐碎，让格雷夫自己都很惊讶的是，他所体验到的情感强度仍然没有减弱。展厅中唯一的装置作品，就是诗人在拍摄期间写下的、三首关于母亲离世的长诗所做成的声音装置，“无视她的存在，第二天清晨/我的母亲不再活着/我却晚到了五分钟”在展览空间内循环播放。
虽然中国观众大多只能通过诗人杨炼等人的译文理解，但此情此景还是颇令人动容。“在斑驳的光影之中，透露出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思念，也流露出战后一代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五味杂陈。”艺评人王菲宇表示，“在诗人那儿，这正是影像和艺术令人兴奋之所在：它们讲述其自身的语言，我们往往无法捕捉。”
“大好时机”德国版“后小时代”
此次展览的德文名为“Die gro？e Chance”，不懂德文的人也可以想见，这里的意蕴远比“光”复杂得多。原来，这相当于英文的“The Big Chance”，可译为大好时机。只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，领会“大好时机”背后的故事并不容易，所以改用其中一张作品的名字，其实损失不小。
“大好时机”本是1957年原西德拍摄的一套同名4集影片。2012年，格雷夫偶然打开空房子里的旧电视，发现正在重播这套战后生活的怀旧经典，灵感得到启发的他，当即用手机拍摄下电视画面，并为整个创作计划定名。
在他的孩童时代，柏林墙一直存在，战争的痛苦仍未消退，高等教育还是少数人的福利。作为一个水表厂工人和保险公司职员的儿子，格雷夫从小过着最平凡的生活。他目睹自己勤劳的母亲每日缝纫、刷洗、做饭，而父亲独自搞定所有的修理，甚至一个人挖好了房子的地基。
在小格雷夫看来，周围的所有邻居也都过着同样的生活：每周日穿上最好的衣服去邻近的森林远足，晚上观看喜欢的电视，比如“大好时机”。也就无怪乎，多年后，充分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、功成名就的大诗人，被电视机按钮一秒钟带回那个世界。
客厅里的老款电视、地下室里的老虎钳、卧室里被防尘袋包裹的遮阳帽。甚至房屋过道的转角，起居室壁炉的排风口……皆是再平凡不过、却又是记录时代经典的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墙上的作品，让展厅中充满了尚未富裕起来的原西德三四线小城平民家庭的气息。
“我成长的1960年代纵然简朴，但空气中已经飘荡着一种新的气味：反叛的萌芽、多彩俗丽的外部世界的诱惑。”如今已是半个中国通的格雷夫认为，自己的经历与处境其实有点像中国的80后。只是年轻观众恐怕无法想见，自己的人生是否也会如这位德国前辈那样，流连过“小时代”式的纸醉金迷后，回归被年轻时的自己看做丝的“大好时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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